為什麼要寫這篇文章
過去幾年，「應不應該餵食遊蕩犬」這個問題，在動保與野保的論戰裡愈來愈熱。有人說餵食者是在幫助流浪狗；也有人說餵食破壞絕育效果、製造問題。每次只要這個話題浮上檯面，就引來大量情緒性的對立，卻很少有人真正把問題講清楚。
相信動物在北北基桃執行高強度絕育計畫超過十年，跟上千名餵食者有第一線的合作經驗。我們不是從旁觀者的角度在談這個問題，我們參與過各式各樣的現場。
這篇文章想做三件事：
- 說清楚我們的立場。
- 回應學者與野保方的核心批評。
- 解釋為什麼「禁止餵食」這個政策方向，不是解決遊蕩犬問題最有效的工具。
一、我們的立場：餵食者不是問題製造者
先說一件很多人不知道的事。
這些年跟我們並肩工作的餵食者，很多人做的事情是：在固定地點以乾淨方式餵食、主動協助我們進行絕育捕捉、發現新出現的狗主動通報、幼犬盡量送養、處理追人咬人的問題狗。他們花自己的時間和金錢，長期穩定地處理社區裡其他人不想面對的問題。
高強度絕育計畫的地毯式調查能夠做到，絕育覆蓋率能夠拉上來，原因之一就是這些人。在進行捕捉之前，往往需要數天甚至數週的前置作業，由餵食者在固定地點定時投放食物，讓犬隻建立習慣、降低戒心，捕捉才能成功。所有個體完成絕育後，如果社區出現新進個體，第一個發現並通報協會的，通常也是這些人。
缺少這個環節，計畫的人力成本會大幅增加。
這些年的餵食爭議，讓許多付出多年的餵食者心裡非常難受：他們覺得自己長期投入解決社會問題，卻被貼上「問題製造者」的標籤。
相信動物的立場很清楚：我們沒有辦法接受把這樣的人稱為問題製造者。
二、我們同意什麼：餵食者是一個光譜
說清楚上面這件事之後，我們也要誠實說：餵食者的樣態是一個光譜。
在光譜的一端，是上述那些願意配合絕育管理、維持乾淨餵食環境、負責任對待每一隻被餵的狗的人。
在光譜的另一端，也確實有人是把食物丟了就走、不管絕育、不管犬隻健康、不管環境整潔，製造了衛生問題、加劇了人犬衝突。
我們的立場不是護航整個光譜。我們的立場是：管理行為，不是污名化所有餵食者。
對於拒絕配合絕育、影響環境整潔的不當餵食行為，應該要有介入與規範，這一點我們沒有異議。
三、餵食會破壞絕育效果嗎？就算會，禁餵是解方嗎？
有學者提出：餵食會提高環境乘載量，增加犬隻出生率與遷入率，破壞絕育效果。這個論點在理論上有其依據，我們不迴避它。但我們的回應是：結論不應該是「禁止所有餵食」，而是「把餵食納入管理體系」。
第一，就算立法禁餵，現有執法資源無法落實。
遊蕩犬的問題存在了幾十年，餵食者也存在了幾十年。即使立法禁餵，全面執法在台灣根本不可能做到。這不是態度問題，是資源問題：全台現有動物保護檢查員（動檢員）人數不足 300 人，負責全台所有飼主責任、動物虐待、繁殖業者、棄養、遊蕩犬民怨等業務。這個人力缺口，是農業部和地方動保機關都清楚的事實。
國際同伴動物管理聯盟（ICAM）在其關於食物資源管理的立場文件中也明確指出：禁止餵食的政策傾向於失敗，因為餵食者會強力捍衛自己的行為，反而製造更多社區衝突。ICAM 支持的方向，是將餵食行為規範化，並與絕育計畫配套執行。這正是相信動物十年來實際在做的事。
第二，餵食者「在管理體系內」與「在體系外」，結果截然不同。
把餵食者推向法律對立面，等同於切斷第一線的在地情報網。一個處於法律責任陰影下的餵食者，不會配合絕育、不會通報新進個體、不會提供犬隻情報。把最熟悉現場的人從管理體系裡排除，絕育計畫只會更難執行。
有人會進一步問：絕育完成之後，為什麼還需要繼續餵食？這個問題問得合理。答案是：「絕育完成」不是一個終點，而是需要持續維護的狀態。一個社區的犬隻組成不是靜止的，舊的個體死亡、新的個體遷入、有主犬被棄養流出。如果絕育後失去在地情報網，協會就失去了第一時間發現新進個體的能力；發現晚了，新個體在未絕育的狀態下繁殖，前面的工作成果就會被侵蝕。餵食者在絕育後的角色，從「捕捉協助」轉變為「持續監控」。這個監控功能之所以無法由外部巡視員替代，是因為餵食者長期在場、熟悉每一隻個體、與社區居民有信任關係，這是定期派人巡視做不到的。
餵食的問題，最終會隨著遊蕩犬族群的真正下降而自然解決。台北市已有許多長期餵養人，在所負責的區域完成絕育、犬隻逐漸凋零後，自然從每日定點餵食的生活裡退休。不是因為被禁止，而是因為那裡已經沒有需要照顧的狗了。這才是我們所理解的「餵食問題的終點」，也是我們努力的方向。在這個終點到來之前，切斷這個管理工具，只會讓族群管理的工作更難完成。
第三，食物影響存活率，但解方不是禁餵，而是溯源。
在展開這一點之前，有一個前提需要說明：台灣目前引用最多的相關學術文獻，研究對象絕大多數是貓，而非犬。貓與犬在社會行為、活動範圍與族群動態上有顯著差異，直接把貓的研究結論類推到犬的管理政策，在科學上需要更謹慎。
餵食確實可能提高環境乘載量，讓犬隻存活率與族群密度上升，這個機制在理論上成立。但即使接受這個前提，政策結論也不應該是禁止餵食，而是必須同時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：遊蕩犬族群的補充來源究竟是什麼？
我們對北台灣飼主的大規模調查顯示，45% 的戶外養犬飼主視狗為工具、52% 曾讓自家狗繁殖。我們的高強度絕育計畫，絕育的犬隻有六成以上都是家犬。這顯示，這些管理不足的家犬，無論是放養、被棄養、或自行流出的，是遊蕩犬族群強而有力的補充來源。
換句話說，就算今天完全禁止餵食、壓低了在地野犬族群的存活率，只要管理不足的家犬持續補充進來，遊蕩犬的總量就不會真正下降。
四、「餵養人視同飼主」的立法問題
2026 年 1 月，立法院審議動保法修正案時，提案將「禁止餵食遊蕩動物」及「餵養人視同飼主」納入法條，引發動保界大規模反彈，最終修法未能在該會期完成。
我們理解「既然你在餵，就要負責任」這個主張之所以受到支持，因為對許多人而言，照顧行為與責任本來就應該有所連結。
然而，許多餵食者並不是造成遊蕩犬出現的人，而是在遊蕩犬已經存在的情況下，投入時間與資源協助管理的人。他們長期參與的是問題的處理，而非問題的形成。
因此我們認為，是否提供食物，並不足以直接推導出飼主管領關係，更不應將一般飼主應負擔的法律責任，直接轉嫁到所有餵食者身上。
也如同前面提及的，目前台灣的動保執法資源已經無法滿足現有業務：等同於即使立法，也難以落實。 在這個前提下，更值得討論的是：有限的執法能量，應該優先投入製造問題的源頭，還是投入末端的餵食管理？
我們不是說餵食行為永遠不需要規範。我們的立場是：在飼主責任尚未被有效執法、絕育覆蓋率尚未達到管理目標之前，不宜把稀缺的執法資源與立法能量，優先投入餵食管理。
五、相信動物的實際做法
說了這麼多，我們在現場實際是怎麼做的？
在高強度絕育計畫的架構裡，餵食者的角色是這樣被整合的：
- 前期調查：由熟悉在地的餵食者提供犬隻出沒情報，協助完成社區犬隻數量普查
- 捕捉配合：捕捉前的習性調整，需要餵食者在特定地點持續數天至數週提供食物
- 後期監控：所有個體完成絕育後，由餵食者持續監控社區是否出現新進個體並通報
- 個體管理：協助識別有攻擊行為的問題個體，或需要醫療介入的個體
ICAM 在其文件中描述負責任餵食的運作方式時指出，這些餵食點「不只是餵食站，同時也是進行絕育、疫苗接種、寄生蟲控制，以及持續監控健康狀況和新進未絕育個體的機會」。這段描述，與相信動物十年來的實際做法高度吻合。
北北基桃幼犬入所量超過十年減少 88% 以上、新北市戶外犬數量七年減少 48% 的數據，背後就有這些人的貢獻。
這不是我們在「保護」餵食者，而是我們在描述高強度絕育計畫成功的真實原因。
結語
「要不要餵食遊蕩犬」這個問題，不應該被簡化成「動保vs.野保」的陣營戰。
真正的問題是：在現實的執法資源、社會條件和科學證據下，什麼樣的政策組合，能最有效地讓遊蕩犬族群下降，同時保護野生動物、維護公共安全？
相信動物的答案，是以系統性高強度絕育為核心，把現場的餵食者整合進管理架構，同時優先對戶外管理不足的家犬飼主落實法律責任。這個答案不是完美的，但它是我們用十年實際數據支撐的選擇。
如果你對我們的立場有疑問或異議，我們歡迎對話。
